構建現代企業制度 防止企業失信失聯

在習近平解放思想,勇于擔當,敢為人先,堅定踐行新發展理念,深化改革開放,引領創新驅動,不斷增強吸引力、創造力、競爭力,加快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新形勢下,民營企業在參與市場競爭活動中,該怎樣提升自身的經營管理能力,強化自身的法律意識,是民營企業必須重視的問題。


近期,杏花樓食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訴融暉商貿有限公司一案的公訴與抗辯之爭還在延續,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將公開審理該上訴案。社會關注的不僅是被告人,是否犯了合同詐騙罪以及該受到的法律懲罰。社會更關注的是,我們的民營企業,該怎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如何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健全法人治理結構,規范企業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的權利和責任,加強內部監管制度建設,不斷完善企業經營、采購、銷售、項目預決算、資金、財務等各個環節的制度,強化企業自律和內控機制建設,減少和防止企業失信失廉行為的產生。也許這就是本案引生出的一個警示。


上海五一勞動獎章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

2018511日,葉蓉,一個43歲的女企業家,站在了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的刑事被告席上。她是上海觸暉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一個勤奮努力,每天忙碌在生意場上的女強人,人們在猜測在驚詫,她為何成了刑事犯罪的被告人?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檢察院指控,20131月,被告人葉蓉、顧某等人成立上海融暉商貿有限公司,由顧某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葉蓉具體負責公司經營管理。


2013年至2016年期間,融暉公司每年經營虧損,被告人葉蓉隱瞞公司經營狀況,被告人葉蓉虛構華蓉身份,經他人介紹認識杏花樓食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員工張某,并與張某口頭約定:葉蓉以現金或支票方式支付部分貨款后,由張某以內部折扣價格申領杏花樓月餅票、食品券等各類票券賒銷給葉蓉,隨后葉蓉再付款給杏花樓公司。20136月至20142月,張某通過上述方式先后向葉蓉提供杏花樓公司下屬上海杏花樓龍祥食品有限公司各類票券,結算金額共計人民幣3千萬余元,由于葉蓉未將獲取的各類票券記入公司賬目,導致部分票券銷售情況不明,經鑒定:造成應付龍祥公司貨款人民幣8千多萬元無法支付。經被害單位多次催討,期間被告人葉蓉先后出具空頭支票敷衍搪塞、與杏花樓公司簽訂還款協議,但從未履行;所欠錢款至今未償還。


20137月,被告人葉蓉虛構華蓉身份,伙同顧某以融暉公司名義與上海新雅食品營銷有限公司簽訂月餅票券銷售合同,截至同年9月雙方交易結算金額共計人民幣906萬余元,葉蓉采用上述手法實施詐騙,經鑒定:造成應付新雅公司貨款人民幣1,638,100元無法支付。經被害單位多次催討,同年12月,被告人葉蓉、顧某出具《付款計劃書》,但從未有效履行,所欠錢款至今未償還……


法庭內一片靜寂,思維也在公訴人的指控中凝結,而葉蓉的親屬,則在等待葉蓉聘請的辯護律師、上海李小華律師事務所,李小華高級律師以及顏新華律師的出場。



【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訴辯之爭】

對于公訴人的指控,辯護人認為,據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起訴書認為被告人葉蓉犯合同詐騙罪,系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不能認定。因為被告人葉蓉進行的簽訂、履行合同等行為均是代表單位或為單位進行的公司經營行為,而經營所得都是用于歸還杏花樓公司貨款、支付公司經營成本、繳納稅款及贈送客戶月餅券等銷售方式造成拖欠貨款。有多份出庫單均顯示,提貨單位為“小華”,記賬為“張某”均系個人,并未體現杏花樓公司,且有出貨單上寫明“收到支票”字樣。根據張某證詞,“每次都是葉蓉先從公司開具好支票告訴我多少金額,然后我根據葉蓉開具的支票金額從公司拿好等額的票券,等葉蓉或他們公司財務來我們公司我收到支票再將票券給他們……”因此可以證實,被告人葉蓉領著融暉公司的支票,代表的是融暉公司,而不是個人,與杏花樓公司代理人張某進行購銷月餅行為。根據我國《合同法》第十條的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及我國《民法通則》第六十五條的規定,民事法律行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書面形式,也可以用口頭形式。法律規定用書面形式的,應當用書面形式;第六十六條規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義實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同意。融暉公司出具支票給被告人葉蓉到杏花樓公司購買月餅的行為,是一種口頭委托形式,不應認定為葉蓉個人行為。其次,融暉公司與新雅公司簽訂銷售合同,簽字領取、出售票券或收取貨款、在月餅進價上加價出售,及贈給市場月餅券的推廣銷售方式的行為,系法人間的民事法律關系,應明確區分企業日常經營與經濟犯罪之間的差別,不能以此認定葉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更不能認定葉蓉犯合同詐騙罪。


關于起訴書認定葉蓉開具系“融暉公司”空頭支票,是一種敷衍搪塞的消極應對行為,辯護人認為未經銀行承兌拒付的支票,不能證明為空頭支票的,系持票人放棄票據權利。即使經銀行出具的拒付證書證實為空頭支票,亦與我國《刑法》第224條第2項合同詐騙罪所規定的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的性質不同,并可根據我國《票據法》中的第61匯票到期被拒絕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對背書人、出票人以及匯票的其他債務人行使追索權。因此杏花樓食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可按照民事程序行使追索權,而不能認定被告人葉蓉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而犯合同詐騙罪。至于被告人葉蓉及融暉公司財務管理混亂,收到月餅票未記賬,這是民營企業不規范的行為,該行為不能認定被告人葉蓉非法占有杏花樓公司等單位960萬,構成合同詐騙罪。公訴人至今不能查明該款項系被葉蓉個人揮霍,或歸還債務等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強調,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注意以下兩點:一是不能僅憑較大數額的非法集資款不能返還的結果,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公訴方與辯護方的糾結,隨著庭審的結束,有了答案:2018511日,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判決:被告人葉蓉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



【是經濟合同糾紛還是經濟犯罪】

其實,以上杏花樓食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訴融暉商貿有限公司一案,早在兩年前就己經過了民事審判程序。2016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過民事判決:被上訴人融暉商貿有限公司,在判決生效之日起,支付杏花樓食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貨款830萬余元。對于如今轉換為刑事審判的這種糾結,有關法律專家認為:一個穩定持續發展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民事法律優先的社會。當今許多社會矛盾的產生和激化,其實跟社會違約成本低、受損害者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救濟密切相關,如勞資糾紛、拆遷補償糾紛、合同糾紛、誠信缺失等等,本質上都源于民事權益與責任的模糊和民事違約追索的困難。民營經濟產權保護及營商環境中,應避免長期的重刑輕民在法律觀念和法律實踐中造成法治結構的失衡,調整和糾偏不僅是法治質量和效用以及社會公以及社會公正公平的實現問題,實際上也是國家治理結構涉民營經濟營商環境的一個重要問題。


當然,這只是存在于法律空間的探討性話題了?;氐奖景腹V方和辯護人的庭審過程看,有一個關健辯題值的重視:被告人是因為經濟合同糾紛犯事,還是經濟犯罪?辯護律師認為:應當嚴格區分經濟合同糾紛與經濟犯罪的不同界限,以尊重、保障人權。企業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有盈利,也有虧損。法律并不禁止虧損企業承接業務,亦沒有對虧損企業的單筆業務或業務總額作出限制性規定。被告人葉蓉代表融暉公司與杏花樓的業務往來反映兩家公司真實意思表示,系兩家公司之間的正常經濟活動,雙方之間的供銷合同關系受法律保護。融暉公司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亦按照高于進價的價格銷售以保證盈利并償還杏花樓公司、新雅公司的大部分金錢債權,應認定為遲延履行的民事違約行為。融暉公司承接月餅票券業務后,被告人葉蓉為維持公司經營,以個人名下住房抵押貸款后,將全部款項用于維持融暉公司的經營性支出,而不是個人消費,應認定為股東提供借款給公司的融資行為,符合我國《公司法》的立法原意。融暉公司簽訂合同后,亦支付大部分合同債務,僅在現金周轉困難的困境中,葉蓉作為經理選擇維持公司經營以延期支付國有企業貨款,符合常理及法律規定,否則將造成融資困難的民營經濟連續倒閉的社會不穩定現象產生,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充分考慮非公有制經濟特點,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辯護人認為,起訴書認為被告人葉蓉犯合同詐騙罪系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應對被告人葉蓉做出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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